过去的资源配置很简单，当劳动力从第一产业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到二产、三产生产率更高的部门，个体就获益，就能赚钱，叫无工不富

1979年印度人均GDP是227美元，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，印度比我们高出15%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一直到前几年，国际上一个盛行的观点是基础设施如果有回报，让企业来做就好，政府不要做。

这就代表印度在过去这36年里，每年的增长速度比我国低将近4个百分点。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问题，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 雾霾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。排队和交通拥挤少了，节省交通时间和成本。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，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要严重。但如果你去投资向中高端产业升级的部分，或者是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、环境改善的部分、城镇化的部分，这些方面并没有产能过剩，投资怎么会导致过剩产能呢？反而是在补我们的短板。

你把路修好了，对民营经济有很多外部性：汽车轮胎的损耗少了，成本低了。第一，你要问问，为什么2008年、2009年政府积极用财政政策？如果企业有投资积极性，政府就不会去投资，因为企业不愿意做，政府才做。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看，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，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，经济发展就不好。

林毅夫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《世界经济展望》里，提出在经济下滑时，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。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一个共识。林毅夫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。2014年印度人均GDP是1626美元，我们是7572美元，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。

这是共同的问题，除非你不经过制造业阶段。这样做实际上环境污染、民众受霾的时间就越长。

如果投资降低，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，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。主张投资当然是指有效的投资，能够提高我们生产力水平的、能够让我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。中国是这样，老工业化国家，英国、德国、美国，和新工业化国家日本、韩国，在制造业阶段也都是这样。第一，你要问问，为什么2008年、2009年政府积极用财政政策？如果企业有投资积极性，政府就不会去投资，因为企业不愿意做，政府才做。

实际上并不是说改善投资不需要。现在很多人都持有这样一种看法：雾霾是因为发展快造成的。但是不是这样呢？ 拿印度来对比。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些回报的，所以，计算的回报率就比民营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低。

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？如果像APEC会议期间那样把工厂关掉，一段时间可以，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，我们就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，那大家都不会接受。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，林毅夫很尊敬他们，他们做宏观分析，发现2008年到2012年，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，那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的回报率低，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企业的投资，政府不应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。

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必须政府来做，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，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好，因为这时候民间投资不足。

加强执法环境会改善一些，但能源结构从以煤炭为主，变成以清洁能源为主，需要一个相当缓慢而且代价很高的发展过程。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，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要严重。实际上，放缓经济增长速度，就会放缓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，那就会使我们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。另外，基础设施投资很多是有外部性的。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问题，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 雾霾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。1979年印度人均GDP是227美元，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，印度比我们高出15%。

这就代表印度在过去这36年里，每年的增长速度比我国低将近4个百分点。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，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。

而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比较短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产生过剩都是投资造成的，所以认为应该降低投资，转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。

这种情况下，投资会拉动消费，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。他直言，目前对中国经济认识存在三大误区。

经济好的时候政府做基础设施建设，可能是火上加油。林毅夫觉得这个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。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。如果能够有效投资的话，就业和收入就能够增长。

这个阶段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，排放密度也高，这时候相对于农业社会，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、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，环境问题要更严重。排队和交通拥挤少了，节省交通时间和成本。

因为中国和印度都处在中等发展中国家水平，都处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。林毅夫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初衷非常好、但不针对问题本质的方法，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会变得更长。

欧洲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3%的增长，他们的环境恶化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。投资产业升级、基础设施不足、环境改善、城镇化等领域，不会导致过剩产能，反而是在补短板 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。

第二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，它的投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，是比较长的。第一，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吗？第二，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吗？第三，政府不该在经济下行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吗？ 日前，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出，实现7.0%左右的经济增长真正要落实起来，需要廓清几个思路性的问题，因为现在的有一些思路不利于增长。但仔细分析一下是怎么造成的，林毅夫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。雾霾确实严重，林毅夫也不喜欢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一直到前几年，国际上一个盛行的观点是基础设施如果有回报，让企业来做就好，政府不要做。经济下滑，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，政府来做是最好的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，就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，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，不该降息，不该降准，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信贷的风险，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。

第三个原因，跟环境执法有关。比如你说，现在的钢材、水泥很多了，再去投资这些产业，可能让产能过剩更严重，这我同意。

2009年，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，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。第三，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，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，那这些基础设施你要不要做？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，企业来做基础设施，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，大部分基础设施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。